巾帼女记|北青深一度石爱华:任何领域的记者,都应该尝试“调查报道”
从《法制晚报》热线社区记者开始,到《北京青年报》深一度报道部的编辑;从误打误撞地到报社实习,再到如今开始挑选实习生的简历,石爱华坦言自己还在慢慢适应。
但如今的她意识到,新闻应该是像“打团战”,编辑和记者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才能生产出好的作品。对于业内常说的调查报道,石爱华认为,记者本身就应该是个“杂家”。“调查”、“深度”这样的词对应的是新闻作品而不是记者。
在石爱华看来,调查能力本身就是记者的基本业务之一,任何领域的记者都可以尝试做调查报道。
从零开始:误打误撞入行
“我并非新闻专业出身,对新闻行业的了解也是从零开始。”石爱华在接受《传媒江湖荟》专访时说,她向往记者行业从初中时候开始,90年代的网络还是“奢侈品”,当时的女生都很喜欢听广播,石爱华也不例外。
她说,自己最大的乐趣就是晚上趴在写字台前听两个特别喜欢的电台播音员的资讯节目,为此她还会将播音员讲的故事记下来,第二天拿到班里跟同学“卖弄”。
那个时候的石爱华梦想着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用声音讲故事。
石爱华大学的专业是经济管理,但因为心中藏着这个小小的梦想,加上一直喜欢写点小文章,她去校园广播站应聘,但却没有被选上,而后她去参加了学生记者团,成为一名“学生记者”,采访一些学校里举办的活动。
2010年7月大三暑假的时候,石爱华在网上看到一条《法制晚报》招聘实习生的信息,这次机会让她走出了校园,“误打误撞”的入了行,开始关注更广阔的新闻空间。
刚到《法制晚报》时,石爱华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新闻选题”。实习的一年多时间,石爱华在热线社区版组,主要负责一些本地的民生新闻、社会新闻和突发事件的采访。
期间,所涉采访选题也多是社区纠纷。事情虽然小,但每次看到报道后事情有了进展,看到自己的名字能够印在报纸上,成就感还是油然而生。
慢慢的,跟着老记者去跑动,遵循编辑的指导,石爱华知道什么是新闻选题,如何进行现场采访,如何去“扫街”寻找线索。
2011年,大学毕业的石爱华正式进入《法制晚报》。在这家被称为“京城记者黄埔军校”的年轻都市报里,连实习生的竞争都很激烈。石爱华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并留在《法制晚报》担任记者,殊为不易。
被贿赂吓跑 为诬告气愤
刚转入正式记者不久,石爱华就操作了一个相当有分量的调查报道,这件事给她最深的印象并不是报道的成功,而是报道后所收获的经验。
这对于一个新记者来说颇为宝贵。当时,石爱华接到了一个来自民办高校老师的线索,对方称学校组织自考学生集体作弊。这位爆料者是在跟学校出现利益冲突后才决定爆料的。
但爆料人却没有相关证据,稿件自然也就不能成立。
后来,石爱华在爆料人的配合下完成了取证。爆料人将她带入学校和学生宿舍,让她接触到了学生,有学生告诉石爱华,考试前一天会有一次动员会。
石爱华推测学校老师会在动员会上提到“作弊”的方法和内容,于是她在动员会之前,提前进入教室,安装了录音设备。
为防万一,她将录音笔、MP3和手机三台设备都放在了离讲台最近的课桌桌洞里。
果然,学校辅导老师在动员会上详细地讲述了作弊的方法和注意事项,话说得也很直接,组织作弊的证据算是非常充分了。
但稿件还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作弊的“实施”。
自考当天上午,官方发布答案后,石爱华通过线人从学生那里拿到了接收答案的短信截屏,对比答案后发现,学生们收到的消息与正确答案绝大部分都吻合,由此,整个事件的证据链形成了闭环。
当天,这篇《民办大学自考集体作弊》的报道就在《法制晚报》刊发出来,该案惊动了北京市教委和教育部,涉事教师和学院领导都收到了处理。
不过,遗憾的是,因为无法证实是哪些学生作弊,那些涉嫌作弊的学生后来没有被追究,分数也没有取消。
报道结束了,但事情却没有完。
原来,报道刊发后,石爱华接到了几个匿名来电,对方声称知道她是记者,也知道她的住址信息,并以“提供线索”为由要求见面。
石爱华从电话中就听出了对方来意不善,拒绝了见面的请求。
不久,涉案学校的领导主动提出要与石爱华见面。既然对方名正言顺的提出见面要求,石爱华恰好想利用这个机会,对该事件再进行一次对校方的追访。
见面前,石爱华就已想好自己的两个“任务”,第一采访校方时要让对方回答一些关于作弊事件的进展和疑惑,避免被对方带节奏;第二,见面过程中要避免对方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
这次见面的地点在一家茶楼里。为安全起见,石爱华和同事一起赴约。也为了避嫌,全程石爱华和同事连对方的一口茶水都没有喝,虽然对方表达出一种希望“息事宁人”的想法,但也回答了有关作弊的诸多问题。
临走的时候,校领导的女秘书拿出一个奢侈品的袋子要塞到石爱华手里,当时还没有什么应对经验的石爱华,被“吓得”直接跑掉。
这篇调查报道让刚刚入行不久的石爱华充分意识到,做舆论监督的调查报道要细致,采访要扎实,证据链要完整,更要小心当事人的“威逼利诱”。
做社会新闻的这些年,虽然是女记者,但也难免会遭遇一些和采访对象的“冲突”,被关“禁闭”,被抢设备。类似的事情石爱华都遭遇过,但相比这些正面的冲突,最令她感到后怕的是一次背后的“诬告”。
当时,石爱华报道了一个“老师涉嫌殴打学生”的新闻,报道中采访了学生家长、涉事老师和校方,算是非常中立客观的报道。但没想到,报道刊发后,涉事老师的母亲到中国记协去举报石爱华,说她收受了来自学生家长的贿赂。
这个举报让主管部门和报社都很重视,社长亲自找石爱华谈话,社领导还带着她去主管部门接受当面调查。
好在石爱华的采访录音和相关证据比较完整,诬告方又提不出任何证据,最后的调查结果就是,采访对象的家属举报纯属是子虚乌有。
但这件事情让石爱华认识到,举报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自己都没见过的人,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振振有词的可以去主管单位指控。
回想当初作弊报道与校方接触时,连对方的一口茶水都没有喝,这么看当时确实是对的。
感叹遭威胁,也收获很多感动
随着采访的经历越来越丰富,石爱华感叹或被威胁或被诬陷的人心险恶,更多的时候还是来自身边采访者和同事、前辈的感动。
她觉得,几乎每一位采访者身上都有闪光点,这些也映射到她的身上,供她学习进步。
2013年,陕西省批复了对日作战时牺牲的5名国民党老兵为烈士。为此,石爱华和摄影记者一起前往陕西,操作名为《寻找“国士”》的系列报道。
这5位烈士的老家大多在很偏僻的地区,通讯非常不好,要一边爬山一边打听路径,路上很费时间。
在采访途中,有人提起一位90岁的抗美援朝老兵住在附近的山顶,虽然这位老兵和要采访的5名已经牺牲的国民党老兵无关,但与石爱华同去的摄影记者提议改变行程,先去拜访这位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
等她们找到这个90岁老兵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这组照片和采访后来没有刊发,但石爱华现在还记得摄影同事当时跟她说的一段话:对于这个90岁的老兵来说,可能这次拍照和口述的内容,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影像了。“我的这位摄影同事,不以采访或发稿为出发点,单纯的想要记录历史的态度,让我钦佩。”石爱华说。
2016年,石爱华采写了农民工男孩张国帅因为触电而被截去四肢,从筹钱手术,安装假肢,到后来法律维权的报道。
这篇标题为《截肢者张国帅》的文章,是石爱华转战北青报后的报道。
起初,这个男孩躺在右安门医院烧伤科的重症病床上心事重重。
2017年元旦,石爱华突然收到了张国帅发来的短信,短信中说他可以走路了。后来,石爱华再次对他进行回访,再见张国怀时,他已经可以带着假肢走上50米。
看到这个小伙子重新站起来开始新的生活,石爱华触动很大。石爱华觉得,类似上面这些让人动容的事情有很多,一些来自采访对象,一些来自身边的同行同事,在采访写稿之外,从这些人身上收获的感动,也是记者行业的魅力所在。
记者,不该有调查与深度之分
2016年年底,在《法制晚报》工作五年后,石爱华入职北京青年报深度部,成为“北青深一度”的记者,开始关注的新闻事件扩展到了全国,参与了很多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
如2018年泰国“7·5”海难,凤凰号游船在普吉岛海域发生倾覆,42名中国游客遇难,石爱华在现场采写了《普吉岛凤凰号沉船调查》、《遇难者遗体辨认相册》等稿件。
又如2019年3月,江苏盐城响水化工园区发生大爆炸,造成78人死亡,石爱华和同事一起完成了《响水爆炸中被震碎的村庄》、《我是一名工程师,曾为响水爆炸工厂提供技术服务》。
2019年10月,因部门工作需要,石爱华工作重点从一线记者转为编辑。
在她看来,相比采访写稿做记者,做编辑更具挑战性,因为她不仅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记者的劳动成果负责。
从转岗做编辑后,石爱华还在慢慢适应。
她意识到,新闻应该是像“打团战”,编辑和记者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才能生产出好的作品。“以前我总听编辑说,‘记者就是要找对人,问对事’。如果遇到了一个适合做调查报道的线索,倾其所有可能性去寻找那个对的采访对象,那我觉得就成功一半了。”
2020年1月,西宁市一辆公交车陷入坍塌的路面,造成10人遇难,其中一位遇难者在失踪前一秒还把怀里的婴儿递了出去。
当时我在后方做编辑,我们的记者赶赴现场的同时,后边一组人都在搜集线索帮忙寻找采访对象,成功根据碎片信息第一个找到这个遇难母亲的亲属。
石爱华总结说,任何类型报道都没有什么巧门,无非一个“勤”字,别人打10个电话,你打100个,效果高下立判了。”
这些年来,媒体行业的记者人员流动很大,很多调查记者、深度记者离开媒体另谋出路。石爱华觉得,这个理解本身就是片面的。
“记者就是记者,没有什么前缀,‘调查’、‘深度’这样的词,对应的应该是新闻作品而不是记者岗位,调查能力本身就是记者的基本业务素质之一,而深度报道本身也是记者应该追求的东西。”石爱华说,另一方面,记者转行其实就像各行各业的迭代一样,只是不同阶段下某个具体人的个人选择,有人离场就有人入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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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传媒江湖荟
主编:蒋伟
编辑:郭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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